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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語境中的多民族書寫——少數民族文學五年回顧

發布日期:2016-11-08    瀏覽次數:2523

來源:文藝報 2016-11-05

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中華文化的興盛,這是2011年11月中國作家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核心命題之一。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學無疑是新世紀以來我國文藝工作的亮點之一。5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在得到國家扶持的基礎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編輯出版了涵蓋55個少數民族的《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叢書,扶持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創作,推動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在少數民族文字之間、在少數民族文字和漢語之間進行互譯,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的對外翻譯出版,魯迅文學院與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地區作協聯合舉辦少數民族作家或翻譯家培訓班,第十屆和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評定,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應。

近年來,隨著中國文學整體性的繁榮趨勢和日益開放的生長空間,少數民族文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老中青幾代作家在多種體裁上都保持了旺盛的熱情,紛紛推出佳作。它們或者厚重,或者輕盈,或者關注民生,或者反思歷史,或者注重精神探索和傳承,或者聚焦形式創新與技巧開發,在集體記憶與個人經驗、民族美學與普遍訴求、地方特色與族群文化、當代現狀與母語傳統等各個向度上都取得了令人不容忽視的成就。

人民關懷與民族歷史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與這樣的精神相呼應,少數民族長篇小說最為突出的特點無疑是作家們的現實關懷,他們通過從鮮活的生活實踐中提煉的人物與故事,有力地展現了20世紀后半葉尤其是當下的社會與經濟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生活方式、情感結構、宗教信仰和道德倫理的變遷。他們的寫作沒有停留在民族風情或民俗特色的層面,而是在地方與族群的現場發現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容。

對于民眾生存與生活的現實關懷一直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一條主線,也貫穿在近年來頗受關注的作品中。李傳鋒(土家族)的《白虎寨》寫的是武陵山區土家族山寨的新農村建設,關聯起了全球化時代金融危機和新一代返鄉民工主體性的建立與自我更新,堪稱當下的“創業史”。田耳(土家族)的《天體懸浮》以基層警察的角色轉換為線索,輻射描繪出鄉土社會城市化進程中的貧富分化、資本主宰和人性裂變。肖勤(仡佬族)的《水土》則以鄉鎮干部為主線,刻畫出新語境下處于劇烈變遷中的官場生態、人情風俗和情感心態。阿巴斯·莫尼牙孜(維吾爾族)的《心靈之曲》(維吾爾文),以一個木卡姆民間藝人的經歷為線索,追索的是民族文化的現代性命題,涉及到關乎宗教與世俗生活之間的矛盾與糾葛,置諸于新疆的現實之中,顯示了對于重大時代命題的思考。烏·寶音烏力吉(蒙古族)的《信仰樹》(蒙古文)通過還俗喇嘛三代人的故事,講述了民族信仰與現代教育的雙重文化內涵。這些試圖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的作品,回應了巴爾扎克的論斷——“根據事實,根據觀察,根據親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圖畫,根據從生活中得出來的結論寫的書,才享有永恒的光榮”,也復蘇了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

重述傳統,建立關于某個族群的歷史敘事,則是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少數民族文學現象。如果說既有的少數民族歷史小說曾經一度帶有將某個民族的過去神話化、傳奇化、風情化的色彩,近年來則更多具有充滿辯證唯物主義的、為當代史留真存證的意味。袁仁琮(侗族)的《破荒》三部曲用親歷者冷靜而又理性的觀察代替了新歷史主義式的想象與虛構,在生活面前保持了絕對的中立和客觀,又充滿同情的理解,對貴州西南腹地侗族山村和縣城從解放前后到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進行了正面強攻式的細致勾勒,充分展示了歷史本身的復雜性和人性的豐富與變化,卻又沒有價值預設,沒有輕浮的道德評價,依靠豐富的情節、真實的細節、廣闊的社會背景表現了“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這種寫作明顯有別于流行在主流文學中的那種將歷史懷舊化、浪漫化、傳奇化、碎片化的處理方式,具有現實主義當下復歸的標本意義。冶生福(回族)的《折花戰刀》打撈出一段被塵封的歷史,講述由青海藏族、回族、撒拉族、漢族等各民族群眾組建的騎八師,在裝備落后的情況下,于青海備戰、出征河南、出征安徽、還鄉鑄劍為犁的經歷,曲折顯示了中華民族在現代以來艱辛的凝聚過程,體現著濃郁的愛國主義情懷。馬瑞翎(回族)的《怒江往事》、祁翠花(藏族)的《天山祭》以厚重的篇幅分別講述了多民族聚居的怒江峽谷和祁連山麓晚清至民國的社會與生活畫卷。崔紅一以朝鮮文創作的《龍井別曲》則從民族工商業的獨特角度切入,敘述了延邊龍井地區朝鮮族從辛亥革命到1950年代的曲折歷史進程,達到了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融合。

少數民族文學不僅在觀念與內容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美學上也取得了藝術性和人民性的結合,顯示了有別于主流文學的獨立性、創造性和自由自覺的品質。比如阿拉提·阿斯木(維吾爾族)的《時間悄悄的嘴臉》以新疆玉王的故事反映當代維吾爾族文化轉型,小說充分結合了意識流動、時空轉換和維吾爾傳統中麥西萊普式的場面與幽默風格,并且在修辭上以陌生化的語言豐富了當代漢語的書寫。芭拉杰依·柯拉丹木(鄂溫克族)的《馴鹿角上的彩帶》中,鄂溫克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生態美學和薩滿意識,無疑也對鄉土中國的多樣性文化提供了生動的案例,為城市文學樹立了可供參考與對照的素樸書寫。劉蕭(苗族)的《筸軍之城》寫的是改土歸流后湘西漢苗雜居的鎮筸地區的戰爭與和平、血性與柔情、堅守與吸納;澤仁達娃(藏族)的《雪山的話語》寫的是晚清到民初康巴地區貝祖村的人與事,兩者都明顯地吸收了先鋒小說留下的技巧與結構遺產,與此同時,一個滲透著苗族的生死觀和邊地巫文化,一個則融入了雅江倒話和藏地意識,分別在地方記憶中樹立了獨特的美學氣質。

個人經驗與普遍情感

一些人對“少數民族文學”這個概念有錯誤的看法,他們認為,被冠以“少數民族”的定語之后,“文學”變得不再具有普遍性了。這恰恰是不明就里的望文生義,因為所有的文學作品總是基于個人經驗(包括族群的記憶、地域的實感、個體化的感悟等)進而上升到帶有共通性的情感和體驗。盡管少數民族文學這個分類先天帶有國家政策的色彩,在實踐中卻并不以民族為界,而是追求關于人、人性、信仰與愛、苦難與超越的廣闊主題。對于族別與身份、宗教傳統與文化記憶的強調固然是一部分少數民族作品的“民族性”訴求,但更多的作家已經跨越了認同的藩籬和異族風情的表面符號,他們的作品置諸于整個當代文學的脈絡之中也毫不遜色,甚而具有別具一格的獨特性,這在中短篇小說和詩歌中最為突出。

吉狄馬加(彝族)的《我,雪豹……》、和曉梅(納西族)的《呼喊到達的距離》、陶麗群(壯族)的《母親的島》、金仁順(朝鮮族)的《僧舞》、央金拉姆(藏族)的《獨克宗13號》、娜夜(滿族)的《娜夜的詩》、德本加(藏族)的《無雪冬日》(藏文)、努瑞拉·合孜汗(哈薩克族)的《幸福的氣息》(哈薩克文)、劉榮書(滿族)的《浮屠》等作品或作品集就是這方面的代表。在這其中,女作家尤為突出,比如和曉梅、陶麗群、金仁順、娜夜都有著鮮明的女性意識,她們的書寫也多從細微幽暗的情緒和底層邊緣入手,卻并沒有囿于其題材和情感的狹窄層面,而著力于向心靈深處掘進。在少數民族詩歌寫作中,宗教信仰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阿頓·華多太、德乾恒美、那薩·索樣、班瑪南杰的藏地詩歌,多有著宗教信仰的潛在影響,卻將傳統作為精神遺產來繼承,而不拘泥于精神上的固化。持久而強大的抒情傳統,在各個少數民族的詩歌創作中普遍存在。比如,魯娟的《好時光》、阿蘇越爾的《陽光山脈》、阿茲烏火的《彝王傳》等彝族詩人的作品就是如此。

人生體驗的書寫賦予了經驗以共情的可能。馬金蓮(回族)的《賽麥的院子》從兒童的視角,寫出了消逝的童真和希望的幻滅,以其密實的生活質感和強烈的性別意識,令人印象深刻?!赌顣泛汀读~哨》則有著強烈的自敘傳色彩,這是一個少女成長的心靈史,烙下了時代的背景,在必然性與惆悵當中,少女的人生經驗貫通了所有人的人生經驗,因而這個童年記憶就超越了故事本身,而具有了普遍的人類性。馬金蓮的作品,以樸實自然的敘述風格,細膩單純的藝術手法,生動地展現了西北地區的鄉村故事,揭示了現實的沉重和命運的無常。在書寫特有的生命體驗和文化記憶、生存、成長、蛻變以及對人性的觀照時,她的小說形成了三個突出的特點:第一、兒童視角的自敘傳,孩童從懵懂無知到明白事理的過程,就像太陽升起,光芒逐漸驅散早晨的濃霧,袒露出清白而復雜的大地景色,因而這樣的小說總是帶有成長小說的意味。第二、性別意識的不自覺的流露,比如在《賽麥的院子》里寫到的那個生了7個女兒的悲苦的母親,《鮮花與蛇》里懷孕少婦的微妙的心理悸動,以一個女性作家細膩的經驗與體驗,書寫出為很多男性作家所忽略的女性那幽暗曲折的生理與心理過程。第三、細致而富有質感的底層生活日常描寫,充滿了種種真實可信的細節,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關于饑餓和勞累的精雕細刻。她的小說就像在西北貧瘠山地上生長著的豌豆花,清新、流麗又有著堅韌而頑強的內在生命力。這是一種經驗性的寫作,作家依靠厚實的人生經歷,以樸素而直觀的文字娓娓道來,因而獲得了接地氣的感人力量。

田耳的中短篇作品多集中于現實題材,善于虛構與提煉別出心裁的故事,比如《長壽碑》中為了發展地方經濟而打造長壽文化的荒誕,《范老板的槍》中在出軌與猜疑、陰謀與釋放中的步步驚心,《被猜死的人》里聚焦老人心理的吊詭與黑色幽默,都在小人物、小情節、小細節中包含大關切、廣闊內涵和深遠憂思,令人玩味良久。次仁羅布(藏族)有《祭語風中》這樣優秀的長篇小說作品,但他的中篇小說則給人驚艷之感,他的《放生羊》與萬瑪才旦的《瑪尼石靜靜地敲》、龍仁青的《咖啡與酸奶》等藏族中短篇小說集都比較關注現實變遷中的藏地經濟、文化與情感轉型,在空靈、純凈和舒朗簡潔的敘事中,讓主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這些作品體現了我們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的一種創作趨勢,既立足于個人、區域、族群的歷史傳承、集體記憶、文化脈絡、現實遭際,又在此基礎上表達了交往、交流、交匯、交融的愿望與掙扎,在這種張力和拉扯中間,文學的魅力與創造性也便得以顯現。

族群美學與時代氣息

2012年9月,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上確立的工作思路,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引導作用,包括實施少數民族文學精品戰略,加快培養少數民族作家的步伐,推動少數民族文字創作和翻譯出版,完善少數民族文學評獎,扶持少數民族文學刊物和網站,支持少數民族地區作協的工作,擴大對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宣傳推介,加強少數民族文學的理論研究和評論等。這一切無疑鼓舞了別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族群美學從微弱的聲音變為宏偉的合唱,從一度潛隱的狀態走上了百花爭艷的生動場景。

多語種文學是少數民族文學對于中國文學的一大貢獻,族際之間的互譯使得不同的文化因子、美學要素、審美趣味得以交流互動,從而形成了獨具中國氣派與風格的文學格局,也涌現出維吾爾文譯漢文的姑麗娜爾·吾甫力(維吾爾族)、蒙古文譯漢文的馬英(蒙古族)、藏文譯漢文的久美多吉(藏族)等翻譯家。不同語種與體裁的作品更是爭奇斗艷,詩歌集如何永飛(白族)的《茶馬古道記》、崔龍官(朝鮮族)的《崔龍官詩選集》(朝鮮文)、妥清德(裕固族)的《風中撿拾的草葉與月光》、依力哈爾江·沙迪克(維吾爾族)的《云彩天花》(維吾爾文);散文集如雍措(藏族)的《凹村》、金寬雄(朝鮮族)的《話說歷史的江——圖們江》(朝鮮文)、楊犁民(苗族)的《露水碩大》、特·官布扎布(蒙古族)的《蒙古密碼》(蒙古文)、黃毅(壯族)的《新疆時間》,有的激活地方文化資源以彰顯民族風韻,有的注目于微小事物而展現博大情懷,有的將邊遠邊地事象升華為帶有啟示意義的辭章,有的回溯悠久的歷史以體現社會的脈動,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景象。

少數民族文學源自不同族群的小傳統在當下得以現代轉換,形成了新的美學觀念。概而言之,少數民族文學的美學觀念主要表現為三點:其一,源于農耕、游牧、漁獵等多樣傳統共有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族群生態和諧觀念,這不僅僅是不偏不倚、不過無不及,而是在現實情境中人與自然、人與動植物、人與人造環境之間相互依偎、依存的共生關系,置諸于文學生態之中,也就是不同文學樣式與趣味之間的調和鼎鼐、八音克諧。其二,源于民間信仰和習俗的神性氣質與敬畏觀念,這種有別于啟蒙工具理性的觀念在現代性分化之后,尤其是在功利主義盛行的語境中,具有糾偏補弊、凝聚團結的再造共同體功能。其三,源于民間文化和口頭傳統的清新高潔、明凈素樸風格的復興,這在深受西方現代文學影響的當代中國文學中可謂一股大野之風,對于已經走入到絕境的展示人性之惡、歷史陰暗、瑣碎欲望的文學潮流能夠有一定程度的洗刷和反撥的意義,畢竟文學不僅要針刺褒貶,更重要的是要帶來美、善、希望和信心。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何種美學意義上的現象,都有著濃郁的時代氣息,顯示了一種中華傳統的當代顯形。比如葉梅(土家族)的《歌棒》盡管浸染著鄂西土家族文化的深刻影響,卻并沒有抱殘守缺,沉浸在過往的遺跡之中,而是將那種對于生與死、愛與恨、生存與發展的認識遺產帶入到時代生活的書寫與沉思之中。趙晏彪(滿族)的《中國創造》更是明確地將“中國制造”推展為“中國創造”,一字之差,可見一個民族作家對于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精神的理解,而這也正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所以生機勃勃的原因所在。近年來涌現出的優秀報告文學,如馮雪松(回族)的《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個紀錄片導演的尋找旅程》、降邊嘉措(藏族)的《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龍寧英(苗族)的《逐夢——湘西扶貧紀事》、伊蒙紅木(佤族)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報告》,這樣的“非虛構”書寫無不有著強烈的時代氣息,構成了中國文學鮮活的一維,讓我們可以一睹中國當代多民族民眾的現狀和吁求。


從總體上而言,近年來的少數民族文學涌現出大量現實關懷、歷史重寫與美學創造的融合之作,為完整的中國文學版圖繪制了多元共生、生態和諧的圖景。但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局限,那就是依然有很多作品存在著故事平面化、抒情淺薄化和審美狹隘化的問題,未能構成文化反思和精神探索的深度,在未來需要在宏觀總體性的把握上進一步著力,從而達至對民族文化歷史與美學、現實與藝術、繼承與批判的統一。(劉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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